這是一個女性和千萬女性，在支撐家庭生活的過程中，用生命經歷互相“撐”起的故事。

“跟你說話，怎么不回答呢？”

“我沒聽見，我以為是電視的聲音。”

10年前，高冬梅第一次上戶，手足無措。在客廳里，雇主說了半天話她都沒有回應，因為她一時沒有分清耳邊的普通話是電視里的人還是雇主說的。剛從山西運城老家來北京，此前的生活中，這樣的話只存在于電視里。

一個空間，似有一個巨大的鴻溝。猝不及防到了一個“普通話的世界”做家政工，讓本就普通話不好的高冬梅因這個驚慌失措的開端，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“啞巴”。

這個場景，成為2023年北京第三屆家政工藝術節的身體舞劇《分·身》中的一幕。這部身體劇，是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（以下簡稱“鴻雁”）邀請92名家政女工，連續36周，將自己多年的經歷翻涌、咀嚼、碰撞而來的。流動，家庭負擔，分身乏術，疼痛，壓抑，缺乏保障，被歧視……排練期間，家政工們很多次情緒失控，淚流滿面。

“她們是歷經千山萬水，才來到你面前的。”“鴻雁”的創辦人梅若，曾經也是感到“接不住”生活的人。因為一直順遂的成長經歷雖然讓她學會了知識和技能，但依然沒有學會怎么面對復雜的生活。

要生活，因為人都是活生生的人。

“我不是在社會上資源特別稀薄的人，但依然覺得在生活中舉步維艱。我就想，那些資源更少的女性，是怎么樣面對自己的人生的？”一直從事公益工作的她便想到了那些和“生活”最近的這些女性——3000多萬來自農村并在一個家和無數家中撐起生活的家政工，并在10年前創辦了這家專門致力于家政工賦能服務與創新就業的公益機構。

“我稀里糊涂，六神無主，充滿恐懼……越過高山，穿過河流，歷經風雨只為生命相遇……”采訪中，梅若唱起這首和家政女工們一起創作的專輯里的同名歌曲——《生命相遇》。

可以說，這是一個女性和千萬女性，在支撐家庭生活的過程中，用生命經歷互相“撐”起的故事。

一個家和很多家

“三八婦女節”這天，“鴻雁”組織的是一場以“家政女工的疼痛和療愈”為主題的生活劇場活動。家政工們體驗各種游戲，感知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、當時可能沒有察覺到的疼痛，然后通過聲音、動作以及她人的互動去療愈。去年的這一天是她們的工作日，第二天她們迫不及待趕到這里，一起做了版畫。在那個屬于勞動婦女的節日里，她們用刻刀和油墨，把自己最想說的話刻了下來。

這間并不寬闊的活動室，去年共組織過100多場活動，約3000人次家政工來到這里。

梅若曾經拍攝過關于家政工的紀錄片。也是在望京，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夜，她和家政工們一同住在一家家政公司里。她站窗邊拍了兩張照片：一張是窗外，望京作為巨大的商業中心和生活區，萬家燈火，車水馬龍；一張是窗內，一地的家政工們擠在地板上，在堅硬和燥熱中甚至都擠得無法平躺。

五塊錢可以睡地上，十塊錢就可以睡上下鋪，但床都是空的。很多人覺著，沒有上戶掙錢，能省就省，有休息的地方就不錯了。“當時有一個非常讓我難過的場景，有些晚來的家政工沒有地方睡了。我發現其中一個大姐就躺在走廊廁所的外面，她當時正拿著手機和她的孩子視頻。”梅若說，“我從她身邊經過的時候，突然覺得原來人可以這么沒有尊嚴。”

高冬梅為了供兒子上學，牛會玲因為丈夫生病去世、兒子結婚而負債，馬秋玲有三個孩子，而且初到北京時兒子才上幼兒園……每個出來做家政工的女性背后，都有一個需要她們支撐的家。而且梅若和同事們調研過，幾百個接受問卷調查的家政工里，有一半離開老家的原因是家暴。

她們為了家，離開了家，又進入無數的家。

“我是一個媽媽，我有兩個娃娃/一個長在城市，霓虹閃閃車燈亮/一個生在家鄉，星星點燈蛐蛐唱……”在第二屆以詩歌和音樂為載體的家政工藝術節上，她們集體唱作的《鴻雁媽媽》，真實地表現出她們從鄉入城并與家分隔的流動、沉重和無奈。

到了城市中，她們像是千萬家庭中的“隱形人”。

因為家政工的工作場所是雇主們的家，雇主是主人，作為“外來者”的她們會感到格格不入。而且家是雇主生活、放松且最為私密的地方，但家政工們卻需要時刻保持工作的嚴謹性，分清生活和工作的界線。雇主消費的是她們的技術、服務，然而家政工尤其是住家家政工的吃喝拉撒是和雇主在同一個屋檐下，她們要隱匿自己的很多行為，甚至情感。并且家政服務是沒有嚴格標準的，干不干凈、好不好吃因人而異，甚至因雇主不同的心情而異，這使得家政工越來越覺得自己像工具、消費品和“隱形人”。

牛會玲曾在一家雇主家做過幾個月的住家阿姨。那時一頓飯要上下樓送好幾趟，但體力消耗對她來說不是主要問題，而是她的“無形”讓人難受。比如家里吃不了的食物都放到爛掉，也不會有人讓她去吃一點，她扔的時候十分心疼。女主人每天回來，都是目不斜視地徑直上樓。牛會玲覺著很壓抑，后來選擇不干了。直到辭職，女主人都沒跟她說過一句話。

“鴻雁”的公眾號里還分享了一個故事：一位家政工曾照顧一位80多歲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老人長達兩年時間，春節時雇主不讓回家，但臨近大年三十時卻跟她說：“給你放三天假吧，想去哪玩兒就去哪，這三天不要待在我們家了。”她說她聽到后感到很心寒，春節哪里還開門啊？對于一個常年住家的家政工，她的生活是極為封閉的，跟外界幾乎沒有任何連接。對雇主來說是臨時給家政工放了個假，但對家政工來說像是被突然趕了出來，茫然無依。

梅若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勞動價值和勞動者的尊嚴，提到人和人之間的關系，她說：“家政工的職業勞動的背后，其實是一個活生生的人。”

曾經，她被催著結婚、生子，從內蒙古老家到了北京，生活撲面而來，“但我發現我是接不住的”，沒有老人幫忙，丈夫在外地工作，沒有熟人社會和社區支持，“有次摟著孩子醒來，我恍惚覺著這個世界就剩我們兩個了，孤零零的，很慌。”

“綿密”，梅若在形容相對好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時，幾次用了這個詞。所以她創建了“鴻雁”，名字就來自她老家的著名民歌。她希望那些孤零零的離鄉離家的家政女工們，能在北京有個心靈上的“家”。

隱入“家務”中

電影《好東西》中，有個聲音蒙太奇的場景：鄰居用專業設備錄制了媽媽做家務的各種聲音讓女兒辨識，煎雞蛋被聽成下暴雨，吸塵器吸地是龍卷風，媽媽掰芹菜的聲音像熊貓吃竹子，往盆里扔菜好比海豚跳入大海，咕嘟咕嘟熬粥的聲音是巖漿……那些平日里被完全無視的媽媽干的家務，在聲音的放大和女兒的想象中，平凡變得雄渾，細碎成了江海。

一直以來，在勞動的性別分工中，家務勞動多由女性承擔，而且家務相比于公共勞動，被認為是缺乏價值的。哪怕在家務勞動的市場化中，很多家政工作也被很多人看作是“伺候人的活兒”，家政工被叫作“小保姆”“傭人”等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卜衛老師總結：“家政工在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中被三重邊緣化了。第一，我們的社會習慣賦予公共領域的勞動更高的價值，在傳統觀念里，家務勞動似乎沒有價值。今天我們應該看到，家政工是一個工種也是一個專業，與所有公共領域的工作一樣重要。第二，家政工大都是女性，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分工延續了家庭的職能，容易使女性被歧視、其勞動被貶值。第三重邊緣化來自家政工的身份，她們是進城打工者，較難享受同城待遇。”

邊丙珍來自甘肅省平涼市靈臺縣朝那鎮馬寨村，在2019年被全國婦聯評選為“全國最美家政人”。即便她在這個職業中獲得了最高榮譽，也依然有不被認同的無奈。

“我的事跡傳到了網上。首先看到的是我愛人學校里的老師們，老師們都說：‘你的老婆成了大紅人。’當老師們把手機拿給我愛人看的時候，他說：‘不認識，不知道。’”邊丙珍不解，“一個丈夫因此就連自己的妻子都不敢承認了，像我干了什么殺人放火的事一樣……我很迷茫，為什么這個行業就這樣見不得光呢？”那幾天，有句話讓她非常感動，甚至為之流淚，大概是：多少次默默的付出，多少個辛勤的背影，這一次，請您轉身，讓大家看到最美的您！但是即便媒體宣傳，“從北京到甘肅，到平涼，再到我們的縣城，可謂聲勢浩大。本以為真可以轉過身來，可是一陣風過后，塵埃落定，一切依舊。”

為了讓更多人看見、聽見這些城市里的“隱形人”，提升家政工作的價值感和社會認同，梅若和同事們策劃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動。她不僅希望通過活動為家政工們提供能量和支持，更希望利用藝術、傳播等方式去影響更多人。于是，便有了關于家政工的藝術節。

藝術節第一次舉辦是在2017年，那是一場主題為“百手撐家”的攝影展。之所以從“手”入手，是因為梅若和同事們發現，在平時的接觸和很多身體即興舞動的活動中，家政工的手很容易被辨別出來。因為在常年搓洗衣服、洗涮油污、提拎重物等家務勞動中，她們的手變得粗糙有力。

5位攝影師用一年多的時間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濟南、西安等城市中，拍下了100多位家政工的幾千張手在勞作的照片。“百手”，顧名思義就是一百雙手，象征著家政工數量之多，又諧音“白手起家”，表現家政工憑借一雙雙勤快的手在城市打工。“撐”，體現吃力，又有種向上的感覺。“家”，是身后的小家，也表示家政工們通過自己的服務讓雇主的家正常運轉。

“讓家政工形象得到一次重新洗禮，希望當下社會對家政女工勞動價值和體面工作有嶄新的認識。”這是做這個展覽時的宏大愿景。

從攝影展的“被看見”，到第二屆用詩歌和朗誦“被聽見”，到第三屆時《分·身》的演出，這些年“鴻雁”一直在探索，不斷提升家政工這個職業的社會認同度，也希望家政工們能尊重自己。

正如邊丙珍后來說的：“要想得到尊重，請先接納自己。我們用自己的勞動換取報酬，有什么丟臉的？這只是一份工作，跟所有的工作和職業是一樣的！我們就是要大聲說出來，要改變外界對我們的看法，從接納自己開始，認可自己的勞動成果。”

身體之重

如果說《分·身》是在藝術形式上去探索和接納自己，那么“鴻雁”日常的身心照顧活動，則是帶家政工們去好好照顧自己。

身體是家政工們在城市工作的最主要生產工具，她們在無數家庭中靠體力日復一日地重復勞作。在此之前，她們多在農村干農活，做家務。看孩子、照顧老人、洗洗涮涮等都是體力活，加上逐漸增長的年齡，她們的身體常會出現各種問題。

“看見隱形家務，看見女性”，是在去年國際家政工日（6月16日）到來前，“鴻雁”聯合“單讀”舉辦的一場對談活動的主題。《我的母親做保潔》的作者張小滿在活動中分享說，打掃衛生的時候，媽媽會用到各種各樣的漂白劑，導致她的手關節有很多有痛感的紅點。給她買護手霜也不怎么用，因為水一淋就掉了。她也不怎么用手套，因為戴手套干活不方便。“我發現基層勞動者普遍不太去保護自己的肢體，他們會穿很破爛的鞋、不戴手套，這是為了更麻利地去干活。他們得把活干完，才能拿工資。”

勞作重復且沉重，而且很多家政工對于讓自己休息卻有不配得感。馬秋玲來北京的頭兩年從不允許自己停下來，“我覺得作為一個母親，我出來打工，把孩子留在家里，孩子沒有得到我的照料，我卻在這里休息，我會很愧疚。”當然，這背后還有更深重的對于休息就沒有錢的恐懼感。

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的肖索未老師分析，這種心理的出現是因為女性出門打工的同時，還認為自己得承擔對家庭的照護責任，所以到城市后因無法照護自己家庭的愧疚感會導致她不選擇休息。“必須要掙更多的錢，作為自己未盡的照護責任的補償。這其實是自我剝削。”

“鴻雁”的公號中有一篇題為《疼痛非無聲》的文章非常吸引記者。文里說：“疼痛，是家政女工們日常面臨的狀況。”“這些疼痛往往是慢性的，長期彌散在她們的生活里，鈍鈍地消磨她們。”“忍耐，確實是家政工們慣常采用的方法，也是女性常被教導要擁有的‘優良美德’。”

家政工們認為忍一忍就過去了的，還有更年期。很多家政工的年齡都是中年及以上，更年期是她們說不出什么感覺但卻正在經歷的蛻變。忍過去，是絕大多數人選擇的策略。

正是察覺到大家在身體之痛上的困境，所以梅若和同事們逐漸把“身心健康”納入到工作板塊當中，“以較小的成本、現有的資源，通過學習知識理念，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，找到簡單、可持續的方法去照料自己的身心健康。”

把身體感受表達出來、轉移注意力、拍打、艾灸、八段錦……而且“鴻雁”還組織大家讀《炙熱的你：關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》，去了解更年期，找到對應的讓自己舒緩一些的方式。

關注自己的身體和身體反應，也是反過來從內心開始愛護自己、看重自己的過程，正如“鴻雁”說的，“把愛自己的實踐融入日常”。當家政工們身體有力量時，也會覺著內心很強大。

推己和及人

有平臺曾邀請梅若錄制一次演講。“稿子很快就寫好了，但是你知道十幾分鐘的演講，錄了多久嗎？”梅若捂著臉笑了起來，然后豎起手指頭：“四個多小時。”

但是通過這次經歷，梅若發現穿越一次極限，就能認識甚至獲得更好的自己。她將她的生命經驗代入到家政工身上，“我覺著我們的家政工也能突破自己。”所以2020年10月，梅若和同事們將7位家政工請到舞臺中央，為她們錄制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上臺演講。

第一位錄制的家政工就是邊丙珍，她一共花費了12個小時。但這個過程讓她知道，原來自己可以做到。

這就是梅若的方法，穿越自己的生命經歷，去牽起更多人的手。

就像10年前，“鴻雁”還沒建立時，梅若的人生正經歷低谷。在孤立無援的感受到達極點時，她突然意識到先要做好自己，不能放大自己的悲情和對他人的依靠，“真正站在自己為自己做決定的位置上時，我覺得輕松多了，而且覺著我應該是天生在這個位置上的人。穿越千山萬水，和她們相遇后，我能帶給她們我的經驗。”

有一年，“鴻雁”為家政工們錄制專輯時，一位叫王青春的家政女工讓梅若印象很深。高冬梅是做了半年“啞巴”，王青春則是失去高音。梅若便想探究她為什么不敢唱、唱不上高音。原來，王青春是“家里頭最不被看見的老二”，從不大聲講話，看見人都只有笑容，沒有笑聲。從事家政工作后也盡力在雇主家“隱身”，只是默默做事，最日常的話就是小聲說“好的”。梅若感慨：“或許很多人在經歷了一生之后，竟不覺得自己有過‘高音’。越基層的女性，從出生那一天開始，就被認定人生應該如何度過。”梅若鼓勵她不斷打開，讓她唱出了自己從不敢唱到的高度。

“自己”，于所有人而言是非常珍貴的詞。對家政工來說，她們像絕大多數女性一樣，一生中要扮演女兒、妻子、母親等多種角色。多重角色讓很多人感到分身乏術，也在排序中將自己靠后放。女性的這些角色多為照料者，具體到家政工，她們的工作也是照料工作。也就是說，她們一直都處在和人的關系中，怎么做自己，怎么處理一段關系，考驗的是一個家政女工的能力。

梅若說：“家政工作，本質上是一個做‘人’的工作的。”

小心翼翼，是家政工描述自己在工作中的感受時最常用的詞。因為她們通常孤身一人深入到別人的家庭中去工作，再加上城鄉階層的差距、家政工職業認同度低等原因，她們往往高度緊張。

不僅如此，她們還要隱匿自己的情感。“不知道多少回，剛剛哄睡了雇主的孩子，都等不到鉆進被窩，一邊洗臉一邊嘩嘩地流眼淚。我的孩子現在是不是也睡著了，他吃沒吃飽，踢沒踢被子，學習又累不累呢？”一位家政工曾說。思念、價值感低等情感波濤洶涌，但作為專業的服務者、“工具人”“隱形人”，她們不該表露出來，甚至還要微笑、謙和等。所以很多家政工們會感到壓抑，甚至出現心理問題。

這些，都是社會學中所說的情感勞動。

與此同時，站在雇主的角度來說，像梅若說的：“其實誰家里來一個人都不舒服，坦白說你的二姨三姨來了家里，長期住著也會出現很多問題。”

梅若和同事們經過長時間地觀察調研，發現很多家政工和雇主之間出現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因為忽略了雙方作為“人”的本性。

梅若說曾經有位大姐，哪哪都好，大家也都覺著她很好。但有天半夜她接到這位大姐的哭訴電話，說她干不下去了。原來，這位大姐照顧的是一位受傷出院的老教授。在上戶時，她接收到教授兒女的指令是好好看著老人，不能再讓老人摔倒。所以大姐時刻不離老人半步，但老人卻感覺被監視，失去了自由。并且這位大姐悉心的照料讓教授感到自己的無能和老去，最終使兩個人發生了口角。

“兩個人都沒錯，技能是職業培訓能做的，而我們要做的是讓家政工們有溝通能力、適應能力。更好地關照自己，發展出這種能力，才可以促進她跟她的照顧者之間的關系。”梅若說。

做好自己，同時也要推己及人，因為大家都是想要好好生活的“活生生的人”。梅若歷經千山萬水，在穿過自己的生命體驗去影響千萬家政工。同樣，家政工們也將推己到千萬家庭中的人們。

這是女性和女性間的力量，是人的力量。